当然,赵安民、程荩等人就任后的工作,也不光是为了科举和捞钱事宜,安抚地方民生和解决百姓温饱同样是重中之重的事。繿
广东虽然富庶,但也仅仅局限于广州平原,其余肇庆、高州、韶州、南雄等州府都为山地,粮食作物产量不高,自尚之信反复后,更是兵灾连年,而福建自古就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,沿海的百姓都以捕鱼为生,自国姓退守东番后,清廷就历行迁界净海的国策,这导致了两省地方百姓食不果腹,民无衣食所养。
因为广东和福建的特殊地理和历史因素,马仲英考虑再三后,同样以中书省左丞相的名义免除了两省百姓一年的农税,并要求陈秉文和赵安民在两省大力推广甘蔗、玉米、番薯以及水稻等农作物,推动两省的传统产业,例如佛山的炼铁业,福建的制糖和茶业,总而言之就是尽快令这两省恢复民气。
至于浙省,马仲英倒没有过多要求,毕竟浙江乃是鱼米之乡,富庶之地,只要不瞎折腾,就不会出什么乱子。
为了恢复地方,马仲英免除了闽、浙、粤三省一年的农税,这就令本来看似充足的府库变得捉襟见肘起来,为了应付可能和清军的长期相持,马仲英决定在商税上做文章。
明朝商税主要分为这几种,明初砍柴,盐,鱼,酿酒,做醋,摆摊都要收税。按制凡税课,徵商估物货;抽分,科竹木柴薪;河泊,取鱼课。又有门摊课钞,领于有司。
明太祖时期,征酒醋之税,收官店钱。即吴王位,减官店钱,改在京官店为宣课司,府县官店为通课司。宣德朝新增行商过关税,即设置了钞关,成为了日后征集商税的主要来源。
商税的税率同样是采用“三十税一”的比例,“凡商税,三十而取一也,过者以违令论。”繿
此外各省蔬果园不论官私种而鬻者,塌房、库房、店舍、居商货者,骡驴车受雇装载者,务必悉令纳钞。委御史、户部、锦衣卫、兵马司官各一,于城门察收。舟船受雇装载者,计所载料多寡、路近远纳钞。也正是明太祖着力于对商税的控制,这才有了明成祖的永乐盛世。
只不过自土木堡之变后,文官势力抬头,朝堂上的衮衮诸公们高举着孔孟之道的大旗,对国家税制横加干预,甚至将朝廷收商税比作与民争利。
因此明朝的工商业虽然非常发达,但商税却越来越低,原因就是商人阶层和士大夫阶层相勾结,结成了利益共同体。在朝的士大夫代表着商人阶级的利益,
在士大夫阶层的推动下,明朝的商税一降再降,竟然从百分之三降到了百分之一不到,几乎就和不交税没有区别。
即便是这样,底层的商人还在不断地偷税漏税,导致朝廷税收流失严重。比如茶税,云南、福建等产茶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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