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朝灭亡的原因很多,但究其直接原因,其实就是财政破产,吏治**。
而导致财政破产的直接因素便是宽宥士人,皇权对民间经济活动掌控能力太微弱,甚至堵不住朝臣的悠悠之口。
嘉靖皇帝要禁私铸劣钱,一个罢市就能让禁令不了了之。万历要征收矿税,闹得鸡飞狗跳,官员鼓动市民打死收税人员,文人利用手中的笔杆子口诛笔伐,万历顶着与民争利的臭名,最后二十多年也不过才收了几百万两而已。
饱读诗书的大臣天天嚷嚷着要屯田,然而真正要屯田,却没人敢放手实施,怕被辱骂,甚至会因此被骂为“投献”,是献媚国家,是品格低下的表现。
万历时期河南巡抚董应举自述为了屯田,面对地方官员的刁难阻挠,忍气吞声,“虽唾面受侮,而怡然甘之”,“自傕舆皂,自给材官,买地纳粮,无异庄长。”地方士绅则愈加气焰嚣张,“指屯地为投献,虐屯佃以非刑”。
崇祯皇帝即位后,罢厂卫而举东林,这种情况是愈演愈烈,以两淮盐税为例。
天启元年,因辽东建奴事,朝廷加强了对盐政的管控,天启帝崔呈秀任淮扬巡抚,其在任上大力支持两淮盐法道袁世振改革盐法,执行纲盐法,仅仅天启元年的盐税收入达二百五十万两,为明朝自建国以来盐税收入最高的一年。
自天启元年至天启七年,朝廷仅依靠两淮的盐税,就收入达两千余万两白银。
天启七年,朱由校大行崔呈秀倒台,东林党首领、北直隶通州富商李三才接任淮扬巡抚后,明朝两淮的盐税收入当年便急跌至不足一百万两,并且逐年递减,至崇祯十三年,两淮收缴的盐税已不足五十万两,也就是说自崇祯元年至崇祯十三年,光是两淮的盐税就被贪污了两千余万两。
朝廷岁入的日减,这令崇祯不得不增加了剿饷、练饷,但是这样的摊派并不是从地主士绅手中收上来的,而是分摊给了真正以农业为身的百姓,这才是明末农民起义的主要诱因。
而且崇祯帝依靠三饷,收缴上来的钱粮并没有用到士兵身上,按明朝定制,普通边军月俸八钱、米一斛,明末关宁军的月俸则为一两四钱,骑兵一两八钱,米一斛,理论上这样的军饷,是足以养活边镇的士兵的,但这个钱粮却又被贪官污吏们刮了数成,甚至有的边军成年的欠饷,这导致了大量的士兵不得不成为军头的佃户,战斗力极剧下降,在面对东虏时几乎是每战必败,每战必大败,面对比他们弱小的流寇时,各将亦怀自保之心。
楚军如今攻取金陵,闽浙苏松新附不久,如何处理和苏浙士绅之间关系就成了马仲英面临的一个最重要问题,不可否认,江南的士绅集团中确实有部分忧国忧民的正人君子,但绝大多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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