据马三德禀报,原泸西入军的四千多名青壮战殁的已经达到了七成,主要是在第一次南宁守城时牺牲的,这些士兵的子弟约有八百人符合琼州军学堂的年龄要求。
既然是琼州军自己的学堂,那马仲英就不可能按大明的方式去培养他们,那样只会培养出大批只知道子乎者也的假道学。
琼州军子弟所要学的而是古典儒学,也就是所谓的君子六艺,即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之道,这六种技艺涵盖了德智体等方方面面的技能,秦汉之所以强盛,就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士大夫阶层都不是只懂得吟诗作对的迂腐之辈。
秦汉时期,儒学继承周礼中对于贵族子弟的要求,发展出“君子六艺”的传承,这时期的儒家弟子们,“数”和“射”两科也是必学的内容
所谓六艺之道乃是出自于《周礼·保氏》:“养国子以道,乃教之六艺:一曰五礼,二曰六乐,三曰五射,四曰五御,五曰六书,六曰九数。”
六艺是先秦时期至汉朝对王公贵族子弟的一种教育规范,当时的士大夫阶层都将已通五经贯六艺之人视为国之学士。
六艺之中礼、乐、射、御,又称为“大艺”,是贵族从政必具之术,在大学阶段要深入学习;书与数称为“小艺”,是民生日用之所需,在启蒙阶段是必修课。
当时由于教育资源有限,庶民子弟只给予“小艺”的教育,唯贵族子弟始能受到“六艺”的完整教育,完成自“小艺”至“大艺”的系统过程。
因此通晓六艺的人也大多是贵胄子弟,在历史的长河中,文化体制永远服务于政治制度,这是亘古不变的,随着历史变迁,奴隶社会逐渐向封建社会转型,文化体制自然也会跟从统治需要进行转变。
自汉武帝开始,董仲舒改良儒学,提出新儒学的概念,以国家教授儒学,但只重视经学,而轻视数和射,为后世学子们集体偏科埋下隐患。
在汉武帝时,董仲舒提出的新儒学,将先秦时的孔儒之学进行更改,以阴阳五行为框架,兼采诸子百家的学说,更提出天人感应,君权神授符合集权统治的学说,自然受到汉武帝的青睐,从而推行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的思想政策。
董仲舒认为:“不养士而欲求贤,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。”故而又提出了要兴学校以养士的政策方针。在汉武帝时期便在中央设立太学学习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,而在地方更是有大量的私学生起皆以传授六艺,研习四书五经为主,正是这样的文教政策使得当时全社会皆是盛行儒学之风。
渐渐的读书人都以懂礼乐,通古籍,诵五经之人来标榜自己。在封建集权下教育体制的专制往往会成为束缚人们思想领域的枷锁,人们逐渐对儒学的认知有了一定局限性,往往都将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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