政治从来都是妥协的艺术,两害相权取其轻。
在郭荣看来,自己麾下的伐唐大军缺粮少钱,自然就要从各地州县征用。
即便刚收复的淮南七州皆遭遇了兵灾,百姓仓禀皆不丰足,而且错过了春种,夏粮也很成问题。
在三月初,郭荣对新收复的七州颁布了诏令,严令各州驻军和官员不得惊扰百姓,并免除七州百姓除了夏秋两税外的一应苛捐杂税。
而且为了笼络七州人心,郭荣甚至不就地征召百姓强攻寿州,而是从周朝腹地调民夫来参与攻城。
在派窦仪去淮南七州征收钱粮之前,郭荣早就派出了御史台的十几名御史,赶赴河南山东各州县征调粮米。
这些御史在去年的限佛新政中立下大功,郭荣对他们期待颇高。
只是这些御史至今成效不显,从各州县运来的粮米远赶不上周军消耗的速度。
所以不得已之下,郭荣只能委任窦仪为行在三司使,赴新收复的淮南七州征调钱粮。
相比十几万伐唐精锐的安危,这七州百姓的温饱,自是不值一提。
皇帝作为政治首脑,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做取舍,郭荣未做过多思索,就认定伐唐大军是天平两端更重要的一端,并舍弃了自己先前定下的仁政策略。
而在李延庆、赵匡胤和马崇祚三位滁州主官看来,滁州百姓的温饱却更加重要些。
三位主官也很清楚,从国家层面考虑,伐唐大军的重要性,必然远超滁州这一州百姓。
但三位主官的政绩,又与滁州百姓息息相关。
若是三位主官服从朝廷的诏令,将滁州府库中的钱粮一并上交,那便会失去救济滁州灾民的物资。
这就会导致城中罪犯飙升,州狱人满为患,州境动荡不堪。
待到六月夏税时,中央的官员下来考核政绩,滁州官场自然没法交出一份出彩的答卷。
在其位,谋其事,三位主官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政绩。
为求心安,三位主官在思考如何蒙骗窦仪时,甚至会想出各种借口,来确保自己欺君罔上行为的合理性。
譬如自己是为了滁州百姓的温饱,才不得不截留粮米;朝廷下辖一百多军州,滁州就三个县,地狭民少,府库中粮米相比周军的消耗,只是九牛一毛,少了滁州这点粮米,并不会妨事......
第二日上午,李延庆刚到临时州衙,还没开始审案,就被赵匡胤叫了过去。
滁州城三位主官围坐在一张方桌旁,集思广益。
赵匡胤官阶最高,首先开口:“昨日没能拿出个法子来,两位今日可想出了什么好法子?”
在三人中,赵匡胤是最渴求政绩的。
赵匡胤此番南下,郭荣没有给他安排什么好差遣,围寿州没他的份,打扬州也没他的份,只是领着五千铁骑军击败了皇甫晖,拿下了清流关和滁州城。
皇甫晖一把老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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